[81]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82]整合了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

我国行政法学理原则包括行政合法与合理原则，但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一般的行政合法性标准和特别情形的合理性标准，行政复议法规定违法+不当标准，附带性审查采取行政合法性标准，国家赔偿法规定非法+显失公正原则，行政合理性标准在行政法和行政复议以外的领域并非普遍适用的审查标准。Yongge Yang v.US.,(2015)WL 4758876 (C.A.7).中国政府没收其父母的房子，2010年6月，房子被摧毁，因证据不一致，而没有得到支持。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为前者的实施和实现创制良好环境，它们在应然理念、目标追求、保护对象上具有共性，但工具手段和作用机制不同，我国的宪法与道德、和谐美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是我国宪法的特色。模糊，在最狭窄的哲学意义上，指术语的边界不确定，但其核心的影响通常是非常确定的。这涉及考虑是否初始原因中有遗漏。涉及资格、资质、能力、条件、信誉、信用等专业性、标准化、客观性的适合第三方专业机构辅助完成的认证核准。依据这一原则（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进行权利推定，可以划清法与不法的界限，防止对人民权利的侵害。

借鉴外国立法例，规定《行政程序说明理由办法》，规定说明理由及例外、构成要件、说明义务的确定、理由充分的界定、证据尤其是补充证据规则，不说明的后果。这些‘肯定性的欲望比起‘否定性的欲望来，每个个体的看法通常更加缺乏同质性，彼此之间悬殊很大，并且往往也很难界定清楚。另外，多数的都市计划在形成之后，伴随经济与社会变动本应及时调整却长期保持不变，很可能对个人财产权造成不当侵害。

[7] 为应对这样的批判，后期的行政法学逐步将行政行为之外的新行为形式纳入行政作用法体系之中。从行政法的视角来看，计划制定与变更的依据和效力、市民参与程序、争讼方法等仍需进一步研究显而易见，那些出于自己经济利益不断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比立法者和无实际利益的法律实施者，更懂得市场和利益情势。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政府机关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合作、认同和支持，即获得法律上的授权。我国央地关系改革的要求之一，是最大限度减少中央对微观事务的直接管理，发挥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内事务管理的优势，调动和保护地方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0] （二）我国行为法机制的类型 我国也是通过行为法机制来弥补组织法缺陷，承担起组织法功能的。[76] 参见佚名：《代表吐槽行政审批：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章》， 《新京报》2014年2月16日，第 A10版。上级机关的处理，无论是决定还是协调纪要，都不是行政机关间的横向沟通机制，而属于级别管辖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区际事务都由上级机关处理会遭遇法律障碍。

管制任务的艰巨、繁重，导致了机构林立，职能交错。[8]行政机关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和横向的不相隶属关系，是行政组织法的重要内容。这样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和法律平等的机会和自由。[37]报送备案机制，是指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决定后应报送另一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4]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在规定行政机关横向分权关系的同时，并没有规定合作关系。部际关系虽然仍然被规定在行为法之中，但却由外部规则向内部规则转化了，从而减轻了对公民的负担。

只有这样，地方行政机关才能在自己的事权范围内开展横向合作。根据 《立法法》[53]第7条和第8条第2项的规定，有关国家机构及其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规定。

分权是为了防止行政专断。如城市建设需要砍伐树木的，需要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审批。他指出：在理论上可以说，法律规范是通过这种最简单的途径产生：心理上确立对某种行为的禁止，然后逐渐形成有拘束力的明显禁止。行为法机制在形式上表现为公文处理制度。但分权要比集权容许更密切地接近民主观念。目前，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政支付责任是由国务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的。

第三，通过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整合行为法机制。行政机关总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倾向于把自己视为统治权威而把公民视为臣民。

基于完全分权秩序，缺乏区际关系规则的结果是，市场受到了重重分割和封锁。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

它们相互间不进行直接沟通，却强制公民扮演沟通桥梁的角色，大大增加了公民的负担。1982年3月2日法律强调了这一原则，明确规定：省长也不能从一个地方行政区对另一个地方行政区进行监护，[13]基于这种分秩序，两个对不同地区有效力的但却关系到同一事项的规范，即具有不同属地效力范围但却具有同一属事效力范围的规范，可以对各自地区就同一事项 （例如贸易）作不同规定。

[26] 如《意大利宪法》（1947年12月27日于罗马颁布）第120第1款规定：各区不得在区与区之间征收输入税、输出税或过境税。简政放权的改革，重点在于扩大地方自主权。行为法是外部规则，是正当行为规则，强制规范私人行为。[88] 参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67页。

同时，官员们则常常抱怨说：无论在资金还是人员配备方面都不足以满足执行职责的需要。[81]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8页。

改革起步于农村集体经济领域。[85]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347页。

[1]当前，我国的行政组织法除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外，主要有 《国务院组织法》[2]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重要的是作用方式即行政行为的现代化。

中央事务不应交由地方分治或预审，地方事务由地方作终局性决定。行政机关间直接的横向沟通机制，既实现了行政机关之间的直接沟通，又基本上没有加重公民的负担。在法治缺失的条件下，行政机关自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管制制度，实现了从职责到手段、从组织法到行为法的转化，分别审批、审批要件和移送管辖制度不断得以确立。民主既可能是静态意义上集权，也可能是这种意义上的分权。

但为了了解其概貌，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概括。我国行政法学对行为法和裁判法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却未关注到是否承担着组织法功能。

它节省了立法成本，避免了组织法规则和行为法规范的不兼容，实现了对行政机关横向关系的个性化调整。[78]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270页。

权力下放的意思是，将某些决策权交给中央政权驻地方官员。[37] 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5］33号），2005年10月22日。